過境旅行 – 吉隆坡 第四章(KUALA LUMPUR PART 4)

「吉隆坡塔 Kuala Lumpur Tower」是筆者在網路上看到當地人比較推薦的Sky Deck,因為吉隆坡塔的觀景台可以看到雙子星大樓,拍照也比較方便,但是吉隆坡塔 要抵達就比較不方便,並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筆者搭乘地鐵到Masjid Jamek站後搭乘Uber到吉隆坡塔,吉隆坡塔位於山坡上,不搭乘計程車抵達有點困難,馬來西亞的Uber很便宜,不用為了省那幾十塊而傷了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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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遇到政府發送免費物資給低收入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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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其實就看得到吉隆坡塔,但走過去是有點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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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吉隆坡塔觀景臺的價位並不便宜,要價105 MYR (792 台幣) ,真的很貴,台北101也只要600塊台幣,團購甚至可以買到250的團體票,筆者為了拍照給各位讀者看,貴也是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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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的設計有點浮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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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能見度並不高,只能用後製調整對比度來補救,這組照片不到水準,還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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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照,順帶分享一下馬來西亞歷史,以下部份文章轉載wiki,不喜可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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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大蕭條及此後的中國抗日戰爭終止華人向馬來亞的移居,穩定馬來亞的人口分布比率,終止馬來人可能在自己家鄉成為少數群體的憂慮。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馬來人口占55%,華人35%,印度人10%。由於馬來人直到最近,依然維持較高的出生率,在2000年,馬來人的比例維持在55%。這個等式曾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時打破,華人的比率增加到將近40%。巫統和馬華公會均害怕李光耀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當時被看作是極端的社會主義政黨)對馬來亞選民的吸引力,他們試圖在新加坡組織政黨以挑戰李光耀的地位。即使李光耀先前承諾人民行動黨不會參加1964年的馬來西亞大選,但面臨這種挑戰,他轉而威脅將派出候選人參加馬來亞聯邦大選。為此東姑阿布都拉曼要求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告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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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馬來西亞最迫切的問題在於教育,以及各民族的經濟力量相差懸殊。在馬來亞獨立後的第一次國會大選中,巫統和馬華公會的聯盟幾乎囊括議會的所有席位,僅丟失一席,可以說欠缺有效的反對黨來制衡,因此對這些問題的角力只限於執政派內部。這兩個問題是互相關聯的,由於華人在教育上的優勢,也導致他們得以控制國家的經濟,巫統領袖則決意要終結這個關聯。馬華公會內部對這個問題非常矛盾,一方面必須保護其自己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必須保持與巫統的良好關係。1959年,這在華人公會內部導致一場危機。馬華公會的首領林蒼祐決定反對巫統的教育政策。但在東姑阿布都拉曼威脅讓兩黨聯盟破裂後,馬華公會又被迫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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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通過的教育法,是巫統將教育議題立法規範的勝利。此後,中學只使用馬來語和英語為媒介語,而在政府小學只以馬來語為媒介語。雖然華人和印度人社群可以保持他們的華文小學和淡米爾文小學,但學生必須學馬來語,而且必須公認的馬來課程。最重要的是馬來亞大學(1963年從新加坡遷到吉隆坡)的入學考試採用馬來文,雖然直到1970年代為止,大多數教學是以英語進行的。這使得華人學生被排除在外。同時,馬來文學校獲得政府大筆資金津貼,馬來人獲得絕對優待。馬華公會在教育政策上的挫敗,減弱華人社會對巫統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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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方面一樣,巫統政府未明白說出的經濟發展政策議程,是將經濟勢力從華人手中轉移到馬來人手中。首兩個馬來亞計畫,以及第一個馬來西亞(大馬)五年計劃(1966年至1970年)將資源大量導向對農村馬來社群有利的發展上,比如鄉村學校、農村公路、醫院和灌溉計畫。國家設立一些機構,協助馬來人的小園主提升其生產和收入。聯邦土地開發局幫助許多馬來人購買土地或改良已擁有的土地。國家也提供許多誘因及低息貸款協助馬來人創業。政府招標時有系統地優惠馬來人公司,這導致許多華人企業「馬來化」其經營方式。這些措施確實幫助減少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生活水平差異,但也有人認為隨著馬來西亞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兩個社群之間的差異無論如何都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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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公會和印度國大黨在這些政治運作過程中與巫統的勾結,使得它們喪失許多華人和印度人選民支持。與此同時,政府在1950和60年代的積極平權措施在馬來人中創造一個受過教育但學非所用,因此心懷不滿的階層。這是一個危險的組合,並導致新黨派的成立。1968年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民政黨)成立,它立意成為一個超越民族的政黨,成員包括馬來商會人士與馬來知識分子,也包括華人和印度人領袖。同時政治伊斯蘭主義的馬來西亞伊斯蘭黨和另一個華人占多數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民主行動黨則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而巫統和馬華公會獲得的支持則相對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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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5月的聯邦大選中,巫統-馬華公會-國大黨聯盟只獲得48%的選票,但在議會中它依然保有多數席次。馬華公會在以華人為主的地區,將大多數席位敗給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根據官方的說法,反對黨在吉隆坡主要街道進行勝利遊行,支持者手持掃帚,意指該黨意圖進行掃除性的變革。由於擔心這所謂的變革是針對馬來人而來,馬來人的因而「展開反擊」,導致排華動亂五一三事件。約有六千所華人住宅和企業被焚毀,至少184人喪生。 但據後來解密的英國情報局官方文件顯示,這實際上是一場有策劃性的政變,在巫統內部新崛起的馬來菁英通過這場包裝為種族衝突的軍事政變,推翻當時的首相東故阿布都拉曼。 當時,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由副首相阿都·拉薩為首的國家行動理事會,從東姑阿布都拉曼政府手中接管大權。1970年9月東姑阿布都拉曼被迫下台,將權力交給阿都·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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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運用英國在緊急狀態時期留下的內安法令凍結議會和政黨、進行媒體審查制度,並嚴格限制政治活動。內安法令允許政府不需經過法庭審理,即可無限期關押任何人。這些權力被廣泛用來熄滅對政府的批評,且沿用至2013年才廢除。憲法被修改後,任何對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批評被看作非法(在國會內議員可以議論元首但不允許發表推翻元首的言論),馬來人及東馬土著在國內享有特殊保護的地位,馬來語獲得官方語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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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議會恢復,一個新的政府聯盟——國民陣線組成的政府正式就任。這個聯盟包括巫統、馬華公會、印度國大黨和被削弱的民政黨,以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地方黨派。民主行動黨是政府外唯一主要的反對黨。回教黨也加入國民陣線,但在1977年被逐出。阿都·拉薩任職為首相直到他1976年逝世為止。巫統創建人翁惹化的兒子胡先翁繼任首相。此後從1981年開始任職教育部長的馬哈地任職為首相,馬哈地任職首相長達22年之久。在這段時間,政府施行的政策大大改變了馬來西亞的經濟和社會,例如馬哈迪所推行的頗受爭議的新經濟政策,目標是以合乎比例的方式,增加土著的經濟權力比例。此後,馬來西亞維持一套精心規劃的族群政治平衡,政府體系試圖將整體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經濟政策相結合,以提倡所有民族的平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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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馬來西亞有7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是馬來人,當時大多數馬來人依然是農莊工人,被排除在現代經濟之外。1971年政府引入的新經濟政策打算使用四個五年計畫(從1971年到1990年;然而到目前2010年這個政策仍在執行)改變這個狀況。這個計劃有兩個目標:消滅貧困,尤其是農村的貧困,並且消除種族與經濟運作之間的聯繫。後面這個目標被解讀成將經濟勢力從華人轉到馬來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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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克服貧困,政府將25萬馬來人移居到新開闢的農業地區,對農村基礎建設做了更多投資,並在農村開闢自由貿易區來創造新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農村貧困確實減少了,尤其在馬來半島上效果明顯。但批評者認為政策干預沒有起多少作用,貧困減少的主因是整個國家經濟的增長(大部分歸因於新發現的原油和天然氣)以及農村人口移居城市。政府政策並沒有改善低薪農莊工人的生活標準,即使說低薪農莊工人在全國勞動力所佔的比例降低了。1990年馬來西亞最貧困的地區是沙巴和砂拉越的農村,遠比西馬其它地區落後得多。在這些年,馬來西亞城市的發展迅速,尤其吉隆坡即吸引鄉村的馬來人移民,也吸引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國、泰國和菲律賓的移民。城市貧困首度成為一個問題,在大城市周邊產生貧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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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地任教育部長和首相時推動的第二項政策,是將經濟勢力轉到馬來人手中。馬哈地在全國大幅擴增中學和大學的數目,並落實以馬來語替代英語成為主要教學媒介語。這個措施的結果是創造一個新的馬來人專業階層。它也對於華人接受高等教育產生一個非正式的障礙,因為國立大學以種族配額制(俗稱「固打制」)來錄取新生,導致只有少數成績優越的華人,才能夠就讀以馬來語為媒介語的國立大學。許多華人家庭因此將孩子送到新加坡、澳大利亞、英國、美國或台灣就讀大學。例如,2000年有六萬馬來西亞人擁有澳大利亞大學的學位。這個措施帶來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有大量馬來西亞人接觸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產生一群新的不滿者。馬哈地也大幅擴充馬來婦女的教育。2000年,有半數的馬來西亞大學生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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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這些新的馬來畢業生提供職業,政府建立一些新的國有企業以干預經濟。其中最重要的有國家企業公司(BERNAS)、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和重工業公司(HICOM),這些企業不但雇用許多馬來人,並投資在成長中的經濟項目,以創造新的技術和管理工作,優先分配給馬來人。這些政策的結果是馬來人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從1969年的1.5%提高到1990年的20.3%。馬來人擁有的各類型企業從39%提高到68%。後面這個數字並不精確,因為許多企業看似馬來人所擁有,但依然間接控制在華人手裡,但無疑地馬來人在經濟上所分得的比例提高很多。在馬來西亞經濟生活中,華人依然維持一面倒的強勢,然而到了2000年,華人和馬來人的企業之間的區別正在逐漸消失。許多新的企業,尤其是在增長的部門,例如資訊科技中,由兩個民族的人擁有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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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0年開始,馬國的經濟快速成長,除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暫時被中斷外,但是政治卻沒有這麼大的變化。在1970年通過的鎮壓措施至今依然有效。從1974年開始恢復全國大選,而且在大選期間基本上可自由從事競選活動,但馬來西亞實際上是一個一黨制的國家,巫統所支配的國民陣線往往幾近贏得所有席位(席次),只有民主行動黨贏得少數華人城市席位,泛馬回教黨贏得少數馬來人農村席位。由於民主行動黨與泛馬回教黨的政策方向完全兩極,它們無法形成有效的反對黨聯盟。媒體幾乎完全看不到對政府的批評,公共示威依然受到嚴厲限制。內安法令依然被用來逼迫反對者禁聲,巫統的青年運動組織則對反對者進行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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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哈地長期擔任首相期間(從1981年至2003年),馬來西亞經歷巨大的經濟成長。由原先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轉變為以製造業與工業為主的經濟,特別在電腦與消費性電器產品。在這段期間,馬來西亞的地理景觀也因著多項大型計畫而改變。包括國家石油公司的雙峰塔(曾經是世界最高建築物,目前仍是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吉隆坡國際機場、南北大道、雪邦國際賽道、多媒體超級走廊、峇貢水壩以及布城:新的聯邦行政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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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馬哈地的執政方式被批評者指責趨向於專制,特別是在經歷1985年馬來西亞司法危機及1987年茅草行動之後。然而,另一邊廂,馬哈地政府在嘗試將馬來西亞打造成區域教育中心的同時,教育及語言政策趨向於寬鬆與開放,包括讓英語成為許多公立及私立大專院校的教學語言,以及讓華文教育組織建立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但是,執政晚期所推行中小學英文教數理政策及白小事件等則飽受母語教育推行者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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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晚期,馬來西亞受到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副首相安華去職所導致的政治不安所撼動。[43] 在1997年,由於政府內部的意見分歧,導致副首相安華遭到撤職與逮捕。在安華事件中,法庭中錯綜複雜的糾葛關係,特別被看作民主憲政受侵蝕的表現。安華的妻子旺阿芝莎組織一個新政黨人民公正黨。在1999年的大選中,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和回教黨組成一個替代陣線(後來的人民聯盟)。其結果是回教黨從巫統手中贏得許多馬來議席,但許多華人選民反對這個與回教黨的不正常結盟,使得民主行動黨對馬華公會失去許多議席,甚至連民主行動黨的領導人林吉祥也落選。旺阿芝莎贏得安華原先在檳城的選區議席。但總的來說替代陣線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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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接任首相後,即宣布釋放13名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扣留犯,並承努·檢討該法令。13名被釋放的扣留者包括兩名在2007年12月因領導反政府活動而被捕的印裔人士、三名外國人以及八名疑似涉及伊斯蘭恐怖活動的武裝分子。此外,他也宣布撤銷兩份在野黨報章《哈拉卡》與《人民之聲》的出版禁令試圖營造開明首相的形象。此後,他亦推介「一個馬來西亞」(Satu Malaysia)口號,並呼籲內閣、政府機構與公務員促進種族和諧、國家團結及高效治理。在他首次發表的首相演說中,他強調自己將致力於消滅貧窮、重塑馬來西亞社會制度、全面發展人人可及的素質教育以及重新促進「對公共服務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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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任相初始積極推動以「一個馬來西亞」命名的計劃,其中包括「一個馬來西亞診所」、「一個馬來西亞人民商店」、「一個馬來西亞青年基金會」等。其中「一個馬來西亞人民商店」(KR1M)強調以低價出售生活必需品,以達致利惠人民紓解民困的目的。然而,「一個馬來西亞人民商店」卻在2017年傳出暫停營業的消息,政府表示休業是為了進行「一馬商店2.0」轉型計劃,而負責營運一馬商店的「邁汀」(Mydin)公司則表示他們蒙受巨額虧損。2018年2月4日,納吉宣布「一馬人民商店」正式恢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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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納吉推出了一個馬來西亞人民援助金計劃(BR1M),呼籲月入少過3000令吉的家庭申請以獲得500令吉援助金,最後共批准358萬916項申請。2013年,他第二次推出一馬援助金(也稱 BR1M 2.0),此次計劃增加了受惠群體,月收入介於3001至4000令吉的家庭、超過60歲且月入低於3000令吉的單身樂齡人士與超過21歲且月入低於2000令吉的單身人士皆符合申請標準。接下來幾年,一馬援助金也在他的領導下逐年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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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任內也設立了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1MDB),其設立目的為建立全球夥伴關係和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是國家的戰略舉措。然而,1MDB卻在2015年被爆出負債110億美元,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地表示,1MDB借貸太多,而且缺乏透明度。隨後,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稱有7億美元(折合馬幣約26億令吉)從此公司轉入納吉的私人戶口,引發馬來西亞國民譁然。對此,納吉與1MDB皆予以否認,納吉更聲稱此事件為「政治迫害」。2016年1月26日,馬來西亞總檢察長丹斯理阿班迪(Mohamed Apandi Ali)表示,上述爭議款項是沙特王室2013年作為私人捐款送給納吉的,而納吉亦已將其中6.2億美元退還沙特王室。他說,納吉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也不會受到任何制裁,此案到此為止。批評人士指出,一個由納吉新任命的總檢察長,如今宣告納吉沒有犯罪,雖然再次使納吉政權恢復了「合法性」,但是籠罩在納吉政權頭頂上的「不信任陰雲」絲毫沒有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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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5日,馬來西亞舉行第13屆大選,此次大選也是納吉任相之後的首次大選。最終,納吉領導的國陣贏得133席的簡單多數議席,繼續執政中央。儘管如此,國陣的得票率僅為48.6%,能夠執政其實是有賴於選區劃分的優勢。納吉當時甚至坦言,國陣在這一屆大選中,其實只是「慘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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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馬幣主要貴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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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觀景台,要脫鞋才能踩上去,但是因為反光有些嚴重,並沒有誇張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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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高症的朋友,可以省下一些錢,買一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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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人至上(另譯為馬來人主權,爪夷文:کتوانن ملايو;馬來語:Ketuanan Melayu)是一種種族主義信條,認為馬來人是馬來西亞或馬來亞的主人或特權者(tuan)。馬來西亞華人和印度裔馬來西亞人構成了馬來西亞的重要少數種族,被認為是承蒙馬來人的恩惠,通過承認馬來西亞憲法第153條裏規定的馬來人優待,而獲得公民權。這種交換通常被稱為馬來西亞社會契約。馬來人至上的概念常常被政治野心家,尤其有影響力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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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觀念在馬來西亞獨立前已存在,但這個名詞直至2000年代初期之前並未成為流行。在歷史上,對於這個觀念最強力的反對聲浪來自非馬來人為首的政黨,比如民主行動黨,激烈反對種族主義觀念;2000年代,多種族的人民公正黨也反對馬來人至上的觀念,轉而提倡「人民至上」(ketuanan rakyat)。馬來人至上的觀念在1940年代開始受到注目,馬來人組織因將剝削馬來統治者之政治權力而抗議馬來亞聯邦的成立,後來又為爭取馬來亞獨立而戰。1963年至1965年參組馬來西亞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下亦挑戰了這個觀念,引發了1964年新加坡種族騷亂。最後,時任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以避免局勢惡化為由,在1965年8月7日下令將新加坡州自馬來西亞聯邦中除名。新加坡獨立後改由民主行動黨續握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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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後,馬來西亞憲法中有關馬來人至上的部分(實際僅列明馬來人特殊地位)得到確立,成為剛性條款,期間馬來極端民族主義也有了發展,他們宣揚建立一個由巫統一黨執政的政府,並強調只有馬來人才是真正的馬來西亞人。197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開始推行只是有利於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也強迫非馬來人融合到馬來族群中去。直至1990年代,馬來西亞首相時任馬哈地開始推行馬來西亞民族(Bangsa Malaysia)政策,強調馬來西亞人而不是馬來人的認同。但在2000年代,政治野心家們開始宣揚馬來人至上的觀念,並公開譴責那些質疑馬來西亞社會契約的政府官員。「Ketuanan Melayu」這個詞語遲至二十一世紀初,才成為流行的馬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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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民族主義這種有組織的政治運動,在很早以前外國勢力入侵就已開始。在過去,其他族群大多未能感知這個馬來人至上的概念,華人和印度移民,構成整體人口的一小部分,並未將自己視為馬來亞人。由英國殖民地副國務秘書提出的報告,在1930年代初發現「非馬來人將馬來亞視為自己家鄉的人數,只佔整體人口的一個很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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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英國有效統治馬來亞,在法理上馬來人受到脅迫,在虛構的協議之下,接受英國政府透過代辦制度所施行的行政管理。英國高級專員休·克利福德爵士,展現了英國合理化對馬來亞殖民統治的意識型態。當他呼籲「在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要留意這個事實,這是一個馬來人的國家,我們英國人來到這裡,是應他們的馬來統治者殿下的邀請,這是我們的責任,幫助馬來人統治自己的國家」。表面上看來,在高級專員勞倫斯·吉爾馬德爵士口中,英國採取開放的「傾馬來人」政策,使馬來人具備能力,在馬來蘇丹國的行政和商業生活扮演其適當的角色。現實中,非精英馬來人卻感受到他們被殖民地政府的經濟與政治政策邊緣化,而且教育和職業政策是根據種族界線而區隔,不過儘管如此他們仍是英國統治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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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的非馬來人社群為了爭取自治很快展開抗爭。1936年,馬來亞出生的印度裔社群要求高級專員申頓·湯瑪斯(Shenton Thomas)爵士分配合理比例的行政職位。湯瑪斯不但回絕此項要求,還稱土生印度裔為「外國人」。雖然英國似乎將華人視為「暫時的勞動力」,統計數據也指出大多數華人移民最終回到中國的祖居地,但是評論家認為土生的華裔人口當時正穩定增長;土生的印度裔社群佔馬來亞印度人口的20%,其他則為體力勞動者,具有跟同一時期華人類似的遷移原因,因此同樣大多受到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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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盡可能將馬來人降級到他們的「傳統」農民生活方式,限制其遷移、經濟企業和教育。這項政策一直維持著,這是基於這個信念,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區的教育已導致不滿和反抗。他們只讓馬來統治階級參與政府和行政。儘管排除了非馬來人取得這些只具表面權威的職位,但是有許多公務員包括許多非馬來人,其中許多印度人是特地被引進來擔任這個職位。有一群歷史學家描述這種傾馬來人政策,僅僅是為了保護英國人的地位,而不是加強馬來人的地位;有許多特色呈現了英國的分而治之,保持「各種族彼此保有適當距離,在彼此有距離的和諧狀況下,具有各種不同的馬來亞工作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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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土生華人利用他們所擁有的龐大經濟實力,開始在馬來亞政府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當時佔馬來亞人口39%的華人社群,大部分仍然包括許多短期居留的勞動者。然而,構成大部分土生華人的峇峇娘惹,希望得到政府的職位,並受承認為馬來亞人。有一位峇峇娘惹的領袖問道:「誰說這是一個馬來人國家?…當法蘭西斯·萊特船長來到檳榔嶼,他有找到馬來人,或馬來村莊嗎?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裡,擔任苦力而努力工作 – 並不以成為苦力而感到羞恥 – 他們沒有匯錢回到中國。他們在這裡結婚並花錢,而且以這種方式,政府能讓這個國家從叢林走向文明。我們已成為這個國家無法分割的一部分。這是我們的,我們的國家 …」。馬來知識分子反對這種推論,聲稱這樣的推論完全是荒謬的,並提出一個類比,華人是石匠和馬來亞是一幢房屋。他們認為,一個領取工資的石匠,沒有資格分享他所建造的這幢房屋的所有權。因此,他們反對任何將公民權或其他政治權利賦予華人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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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印度尼西亞的部族群體,如爪哇族和布吉人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移居馬來群島各地,最迅速同化到馬來文化認同。最後,華裔馬來亞人的訴求似乎對英國人產生了一些影響。1927年,海峽殖民地總督提到了華人是「英屬馬來亞的土生居民」。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馬來民族主義者開始強調「馬來人至上」,這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人們擔心,英國的政策似乎轉向建立一個共同的馬來亞國籍群體,包括華人和印度人在內。某些馬來人因此尋求保留現況,將英國人當成一個堡壘,以對抗非馬來人。另有人開始呼籲建立一個獨立與擁有主權的馬來國家,如大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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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高塔排行,裡面筆者去了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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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宣布成立馬來亞聯邦,放寬移民政策,減少馬來統治者的主權,不承認馬來人至上,建立馬來亞成為英國的保護國。本地出生的居民,大多數華人和印度人將依據聯邦的屬地主義原則而取得公民權。馬來人對於將平等權利賦予所有人的這項保證感到不滿。甚至連他們的傳統行業—公務員,也開放給所有的馬來亞居民。在一開始,馬來人並不認定自己包括在「馬來亞人」這個標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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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人在政治上覺醒了,抗議這個聯邦的形成。在一場聚會舉起標語牌主張「馬來亞屬於馬來人。我們不希望將馬來人的權利和特權賦予其他種族」。有一個馬來人組織告訴英國人,聯邦的公民身份條款將導致「抹去馬來種族及其土地和統治者的存在」。有一群馬來保皇黨和公務員,在拿督翁惹化領導下,成立了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以抗議馬來亞聯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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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聯邦按照原定計劃成立,但這項抗爭運動持續下去,在1948年,英國解散了馬來亞聯邦,以馬來亞聯合邦取代之。這個聯合邦恢復馬來統治者的主權,緊縮移民和公民身份限制,並賦予馬來人特權。儘管如此,英國人公開宣稱的目標,依然如同1946年:引進「一種共同的公民身份,開放給所有把馬來亞視為真正的家鄉以及效忠對象的那些人們,不論其種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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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亞聯邦期間,對於「馬來人至上」和巫統所提出的有限度反對,來自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AMCJA)和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簡稱PUTERA)的聯盟(各民族大聯盟[AMCJA- PUTERA])。雖然人民力量中心的其中一個成員組織堅持「馬來人至上」如同馬來人「與生俱來的民族權利」,但該中心倡導賦予非馬來人平等的政治權利,於是加入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為聯盟。之後,英國拒絕聽取各民族大聯盟的意見,它退出了與英國人的對話,稍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聯合休業罷工,以抗議這個新政體在認知上的缺陷。聯合邦的成立,回應了他們的反對意見,各民族大聯盟於是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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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馬來亞聯邦之前,非馬來人一般不參與馬來亞的政治和民族主義,這兩者基本上都屬於馬來人;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祖居地的政治,非馬來人從未明確公開支持馬來亞聯邦,但他們的沉默是一種對它的支持。AMCJA雖然大多屬非馬來人,但是並不代表馬來亞的大多數非馬來人社群。非馬來人對馬來亞的這種缺乏興趣或效忠,似乎合理化了「馬來人至上」— 馬來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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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聯邦的失敗使得華人意識到需要政治代表。在馬來亞聯合邦成立後不久,華人社群政黨馬華公會即告成立,旨在為華人爭取政治權利。有些人則認為,推動非馬來人參與馬來亞政治以及他們對某些權利的主張,主要驅動力是越來越多的土出非馬來人。前面提到的,同一份來自英國常駐國務副秘書長(殖民地事務)的報告提到,在馬來亞出生的非馬來人「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先的土地,而且他們主張自己的子孫應該得到公平待遇」。馬華的創會總會長陳禎祿是一位土生華人,他領導泛馬聯合行動委員會直到它解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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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統最初的目標實現,確立為一個爭取獨立的政黨。與此同時,馬來亞共產黨(MCP)發動武裝叛亂,在馬來亞建立共產黨政府,情勢升高以至於英國政府宣布馬來亞緊急狀態,這一直持續到獨立後。這場叛亂的特色在於明確的種族鴻溝;反對這場騷亂者幾乎完全是馬來人,而華人主導了共產黨隊伍。英國鼓勵建立社群聯絡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各個社群的上層馬來亞政治人物,以解決敏感問題,特別是關於種族的議題。這個委員會針對許多問題進行協商,包括公民權、教育、民主和馬來人至上,以取得共識。最終,馬來人和非馬來人之間發生了一個「討價還價」,為了換取放棄「馬來人至上」,馬來人將獲得協助,縮小馬來和非馬來人社群之間的經濟差距。該會委員杜萊星甘E.E.C. Thuraisingham)後來說,「我和其他人認為,落後的馬來人應該給予更好的待遇。馬來人應當受到協助,以達到與非馬來人同等的地位,以開拓一個團結平等的馬來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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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繼續浮現。許多馬來亞華人青年受徵召入伍,以抵擋共產黨軍隊的攻擊,他們選擇逃離這個國家;大多數參與逃離者是受英文教育者,而不是受華文教育者。對馬來人來說,這顯示華人並未特別忠誠於馬來亞,因此合理化「馬來人至上」,升高了某些類似看法,這是介於那些主張激烈對付共產黨者以及共產黨支持者之間的明顯兩極化種族對立所導致的。

在1950年代初,翁惹化建議將巫統的會員資格開放給所有的馬來亞人,並改名為馬來亞聯合民族統一機構,這將會減損這個組織在追求「馬來人至上」的認同。但翁惹化隨即在一場內鬥中被擊敗,並於1951年辭職,創立馬來亞獨立黨。巫統主席由東姑阿布都拉曼(通常稱為「東姑」)接任,他堅持最根本的馬來人主權。東姑關注那些對馬來亞缺乏忠誠的非馬來人,要求他們在取得公民權之前,必須澄清他們的效忠,他說:「對於那些熱愛並對這個國家忠貞不二的人們,我們將歡迎他們成為馬來亞人。他們必須真正成為馬來亞人,他們將享有如同馬來人的相同權利和特權。」然而,不久之後,在1952年,他似乎自相矛盾,並堅持馬來人保有他們的特殊地位:「馬來亞是為馬來人而存在,它不應該由一群混合的種族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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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檳城有一群海峽土生華人發起分離運動,對抗「馬來人至上」主義。

在此期間,一些土生華人對當地政治感到興趣,特別是在檳城,其中有一個活躍的華人分離主義運動。他們認同英國的成分比馬來人更多,尤其是他們被稱作外來者時,他們被激怒了。這些土生華人同時迴避了巫統和馬華公會,他們認為,雖然巫統和馬來極端種族主義分子熱衷於擴大馬來特權並限制華人權利,但是馬華過於「自私」而且不可靠。這些土生華人對於馬來亞與海峽殖民地的合併感到不悅,他們對於「為馬來人而存在的馬來亞」並沒有歸屬感,在馬來亞他們並未被認定為土著(土地之子)。一位土生華人領袖憤怒地宣布:「比今天生活在這裡的百分之九十九的馬來人,我可以說更像是檳城之子(anak Pulau Pinang)。」隨著政府強力反對分裂,這項分離主義運動到最後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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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建議,非馬來人並沒有感到忠於馬來亞,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並不具有馬來亞國籍,並嚴格遵守自己的族群文化背景。為解決這個問題,在1952年幾乎所有本地出生的非馬來人都被授予公民權,並禁止雙重國籍,迫使非馬來人在馬來亞及其祖居地兩者之中選其一。與馬來人的假設恰恰相反的是,大部份非馬來人選擇留下來,證明他們效忠馬來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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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馬來亞展開自治,英國在此地啟動了成員系統,仿照內閣制,如同社群聯絡委員會(CLC),它引進不同社群的成員,這在後來被描述成,為獨立後的多族群馬來亞與馬來西亞內閣的權力分享制度,立下一個先例。與此同時,英國也開始為馬來西亞教育樹立一個框架,這個教育系統將會創造「一個共同的公民意識」。然而,他們委託巴恩氏撰寫的《巴恩氏報告書》,遭到華人社群強烈反對,因為它「充滿了馬來民族主義」,並鼓吹「馬來人至上」。受到華人贊同的《方吳報告書》,卻未受到馬來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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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華人抗議聲中,巴恩氏報告所建議的以英語為媒介語的「國民學校」依據1952年的教育條例而設立,對華人來說,最感氣憤的是國家拒絕提供經費給非馬來文源流學校。1956年,由阿布都拉薩為首組成一個委員會,重新評估教育體系。這本《拉薩報告書》建議,允許各語言源流小學繼續經營,但其教學大綱與國民學校相同。各語言源流中學不會受到政府資助,只有國民中學才會獲得資助。華人社群極力反對《拉薩報告書》,發動有組織的反對運動;馬華公會拒絕加入反對這個報告書的行列,因此在往後的國會選舉丟失了一些華人為主選區的議席。儘管如此,《拉薩報告書》的建議大多成功施行,而且直到最近依然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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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許多歷史學家的看法,導致族群衝突和「馬來人至上」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的混血人群。一個例外就是土生華人,他們設法合理地同化,儘管這個同化過程歷時600年,包括通婚在內。根據《明實錄》,土生華人的祖先是明朝皇帝送給馬六甲蘇丹的「禮物」,當作對於明朝與蘇丹國的雙邊關係以及馬來主權的認定。當時,大多數土生華人都是在英國統治下的富裕商人,而不是體力勞動者,而且有許多土生華人習慣說馬來語,穿著馬來風格的服裝,並偏好馬來食物。

英國的教育政策隔離了不同的種族 – 對馬來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教育,並讓非馬來人自己經營教育 – 沒有提供教育上的經費協助。馬來人,主要是農村居民,並不被鼓勵與大多居住在城鎮的非馬來人往來。 馬來人的經濟困窘,使他們遠離富裕的華人,並煽動其種族情緒。

另一個促成「馬來人至上」的因素是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的佔領。這場戰爭「透過加強地方自治主義和種族仇恨,喚醒馬來亞人民敏銳的政治意識」。日本的政策「將馬來農民加以政治化」,蓄意煽動馬來民族主義的火焰。兩位馬來歷史學家寫道:「日本對華人的敵意行動,以及他們顯然對馬來人給予優惠待遇,有助於使華人社群更敏銳感覺到他們的獨立身份 …」一位外國評論員同意這個看法,他指出:「在日本佔領期間 …馬來人民族情緒已成為事實,這是強烈的反華情緒,它的口號是:「為馬來人存在的馬來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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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吉隆坡塔,今天的旅程繼續,因為明天下午就要回台灣了!

延伸閱讀:過境旅行 – 吉隆坡 第五章(KUALA LUMPUR 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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